陈润楠 刘育


《金史·河渠志》关于卢沟桥建造的记载

《元史·文宗纪》关于两都之战的记载
　　从金代建桥时的“广利”之名，到元、明、清各代的修缮戍守，卢沟桥见证了北京城从“中都”到“大都”再到“京师”的变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座静静矗立了八百余载的古老石桥，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许地山在《忆卢沟桥》中说：“它不必记着历史，反而是历史记着它。”在历史上，卢沟桥多次系着民族安危。易代不改的卢沟桥，不仅是现实中通往燕京的重要站点，也是古人与今人参与燕京文化重建的永恒窗口。卢沟桥历尽岁月沧桑，见证了燕京城在金、元、明、清各时期的变迁，也见证了各民族聚居融合、和谐相处的历史。面对这样一座历史丰碑，恰如清末民初诗人易顺鼎挥笔而云：“南云北雪三千里，第一销魂是此桥。”
　　送别之津：踏破晴霜万马蹄
　　金皇统元年（1141年）南北和议后，原以白沟河为界的金与南宋，其边界正式向南延伸至“大散关—淮河”一线。贞元元年（1153年），金主完颜亮将都城迁至燕京并定其为中都，将此地作为南下攻宋的战略基地，燕京自此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核心。彼时，全国性的运河网络已然在战乱中荒废淤塞，大定十年（1170年）规划的卢沟金口漕运工程也未能成功，卢沟渡口在南北交通往来中的连接作用显得愈发重要。《金史·河渠志》中有载：“（大定）二十八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时章宗已继位，次年改元明昌），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
　　作为连接华北平原与北京城区的咽喉要道，卢沟桥既是物理空间上的京师门户，更是心理层面的离别象征，南去的征车与北来的客路在此交会。在金、元文人的笔下，卢沟桥俨然成为燕京城的“灞桥”。金代赵秉文有《卢沟》诗云“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元赵孟頫在《吴真人卢沟雨别图》中以“驱马上河梁，执手远别离”，形容桥上车马匆匆，见证了南来北往进出燕京的宦游、商旅与征人；元人蒲道源的诗句“天风吹衣雨浥尘，卢沟晓别诗境新”，则更有几分仿拟《渭城曲》的意味。除了自然景观，桥上的石狮、华表等建筑细节也成为文人咏叹离别的对象。杨时煦在《卢沟桥》中写道：“阅残浮世千狮子，踏破晴霜万马蹄。”桥上的石狮与匆匆马蹄声见证了古往今来无数征人在残月如钩的黎明，匆匆踏上旅途的身影。
　　卢沟桥见证的“离愁”，不仅有旅客征人的分别之悲，还有易代文人被迫离开燕京，又再度重返故都而产生的家国之悲。金亡后，元好问重游燕京，在《朝中措》中借“芦沟（编者注：卢沟桥亦称芦沟桥）河上度旃车，行路看宫娃”的追忆，将卢沟与金朝故国的繁华相连，桥梁不变，象征着故都不改，而世事早已更迭流转。晚清诗人周达于《卢沟桥》中描绘了“汤汤远挟塞愁来，流入卢沟更呜咽。卢沟近接春明路，终古黄尘簇京阙”的场景，发出“回看家国积千恨，未死伤心向谁说”的感叹。在易代文人的眼中，“卢沟”成为了燕京的象征，而它通往的不仅是实体的城市，更是灯火如昼、亭阁连绵的故国旧梦。
　　军旅争锋：几度穷兵战不还
　　卢沟桥横亘永定河之上，作为金中都、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的西南门户，是南北通衢的咽喉，更是兵家必争的险隘。
　　元代卢沟桥与居庸关等关口在元大都外围构成一层安全屏障，对大都起到重要的拱卫作用。蒲道源《卢沟桥苻氏雅集亭》一诗曰：“卢沟石梁天下雄，正当京师来往冲。”可见卢沟桥对于藩屏京师的重要性。《元史·文宗纪》记载了天历元年（1328年）著名的两都之战全过程，占据卢沟桥，便进可向大都发动进攻，退可由紫荆关返回大草原，故而上都、大都两军围绕卢沟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终，燕铁木儿（元朝权臣）率大都军奔赴卢沟桥，夺回了桥标。上都军战败，弃桥西逃，而大都军则凭借卢沟桥守住了京师。
　　与史实相呼应，元代文人笔下的“卢沟”，作为古战场的文学形象更加明晰。傅若金形容卢沟桥有云：“人传耕种地，宿昔战争场”，耶律铸在《湿水谣》中叩问“借问卢沟桥下水，甚时离了湿头山？自从流入桑乾后，几度穷兵战不还”，以桑乾河水的悠悠流淌反衬燕赵地区“穷兵战不还”的残酷现实。元明之际江右文人代表刘崧《题柳坡图歌》有“铁衣夜度居庸雪，虎旗昼掩卢沟云”，将“卢沟”与“居庸”并举，更凸显其交通军事地位的重要性。
　　明末朝廷为抵御李自成起义军进攻，于卢沟桥东面修建“拱北城”作为桥头堡，并置军队驻守。入清后，明遗老申涵光以布衣终老，于顺治十年入京作《长安杂兴》五首，其三曰：“日落卢沟沙乱飞，城头风雨折旌旗。”卢沟桥曾经是繁忙之地，战乱后却如边塞绝域般萧条，颇有“折戟沉沙铁未销”之伤感。无独有偶，“反清复明”之志士屈大均终其一生跋涉山川，冀求恢复明朝，其《送客往卢沟作》云：“桑乾亦是小黄河，桥下卢沟战血多”，意境萧瑟悲凉。“卢沟桥”作为曾经抵御铁骑南下的“桥头堡”，早已超越了“桥”的物理属性，化身对家国沦丧之遗恨的寄托。
　　抗战觉醒：霜锋闪处寒倭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卢沟桥一跃成为民族抗争的精神地标。张采庵在《〈七七〉事变书感》中以“料得卢沟桥下水，奔涛狂吼不涟漪”之句，将全民抗战的汹涌浪潮比作永定河的怒涛；尹文敬于《满江红·芦沟纪痛》中以血泪控诉日军的侵略，直书“剩孤军一旅，卢沟溅血”，更彰显了我军将士“宁战死不投降”的气节。
　　时任宛平县长的王冷斋，亲历卢沟桥事变始末，其《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以“桥上睡狮今渐醒，似知匕首已临头”，将桥栏上的石狮比作觉醒的民族，赋予其抗争的锋芒。当吉星文团大刀队员夜袭铁路桥，“手刃日军13人”时，他挥笔写下“霜锋闪处寒倭胆，牧马胡儿不敢南”，用“胡儿不敢南”的豪迈，歌颂守城军士的无畏。宛平城失守后，王冷斋悲愤交加，又写下“与城愧未共存亡，人庆更生我独伤”，字里行间充满了“头身终合向沙场”的决绝。“谈笑头颅拼一掷，余生早已付鸿毛”，王冷斋笔下的抗战诗正是其坚贞顽强、不怕牺牲精神的写照。抗战胜利后，王冷斋作为“七七事变”的重要见证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明了日本战犯的累累罪行，而《卢沟桥抗战纪事》诗正是“卢沟桥事变的王牌见证”。
　　抗战期间的诗作让卢沟桥的文学意象发生了质的转变，使其成为中华民族“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见证。从赵秉文笔下的“送人出京华”到王冷斋诗中的“睡狮渐醒”，卢沟桥的诗歌意象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最终成为镌刻在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文化符号。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题图为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