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部享有盛名的社会学经典著作。追溯该书的写作过程不难发现，《乡土中国》并不是作者按照学术专著的体例一次完成的，而是将14篇连载于《世纪评论》周刊《杂话乡土社会》专栏的文章整理而成的。这一系列文章是1947年秋季学期费孝通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授“乡村社会学”课程的部分内容。最近，商务印书馆以《杂话乡土社会》为书名，将专栏文章重新结集出版，为我们理解《乡土中国》提供了新的资料。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就讲授过“乡村社会学”课程。最初他采用美国的教科书作为参考，其内容大多是中国本土社会研究之外的舶来品，觉得不很满意。后来他改用根据自己调查得来的乡村经济材料来讲，本土化的程度有所提高，但经济问题只是整个乡村社会问题的一个部分，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而且其内容与“土地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有太多重合，这让费孝通仍感到不够满意。1947年秋在北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时，他“决定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重讲这门课程。
　　从大部分内容是美国乡村社会学的舶来品，到根据调查材料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经济问题，再到以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直面中国社会结构本身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费孝通的学术经历客观上反映了社会学中国化走过的三个阶段。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费孝通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思考一些理论性的问题，“乡村社会学”课堂则是他初试身手的舞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可参考的相关成果非常稀缺，费孝通自知初次探索离成熟之境尚远，因此迟迟不敢下笔将课堂讲授内容写成公开发表的文章。
　　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契机，促使这些思想探索的初步成果提前出炉。1947年暑期，费孝通收到《世纪评论》周刊主编张纯明请他为该刊长期撰稿的邀约，盛情难却之下，他决定以《杂话乡土社会》为总题，大胆地将自己的思想草稿先行公之于世。“杂话”虽不是成熟的学术论文，却在某些方面可以容纳深刻的洞见，而且行文活泼生动，正是适合发表思想草稿的文体。
　　费孝通曾说，之所以养成爱好写作“杂话”的习惯，是由于当时生活艰难，需要写稿补贴家用。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费孝通是一个思想型的社会学家，他不习惯像普通学者那样围绕一个具体题目搜集丰富的资料并力求做最严密的论证，而是更喜欢在研究工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
　　费孝通自述：在“乡村社会学”课程上，“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将课程内容整理成文时，由于刊物“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才发表，其中有很多地方还值得推考。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
　　1947年7月19日，作为《杂话乡土社会》专栏的首篇破题之作，《熟人里长大的》一文在《世纪评论》第2卷第3期发表。随后，从8月2日到次年3月27日，陆陆续续有13篇文章见刊。1948年2月，专栏文章有3篇尚待刊登时，费孝通就已将全部专栏文章整理成《乡土中国》一书。4月，由上海观察社正式付梓。在初版以后，至1949年1月，累计发行13000册，但其间只有重印，内容并无变化。
　　《乡土中国》一书的主要内容来自《杂话乡土社会》专栏文章，但并不是这些文章的简单汇集，而是经历了重编次序、重新撰写部分篇目、增加两篇文章以及修订整体文字的打磨过程。经过如此一番整理，全书在内容结构上就显得更为严谨了。尽管如此，这本书整体上仍然不脱“杂话”色彩。
　　从《杂话乡土社会》专栏到《乡土中国》一书，最为突出的改变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打散《差序的格局》《论私》两篇文章内容，重新整合为一篇《差序格局》。其次是删除《所谓家庭中心说》，只留下极少内容，改写后并入《“大家庭”还是“小家族”》一文最后部分，并将后者标题改为《家族》。再次是补写反映乡土社会变迁的两篇文章《名实的分离》和《从欲望到需要》，使整本书的论述体系更加完整。
　　由于“乡村社会学”课堂讲授的内容已无法再现，因此完整呈现《杂话乡土社会》专栏文章，对于把握费孝通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经验基础、思想背景及其思想变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杂话乡土社会》，费孝通著，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