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泽方
　　《宛署杂记》二十卷，系明万历年间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沈榜纂修，全书辑录明代北京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俗民情、人物遗文等资料，其中关于社会经济的史料，诸如宛平县地亩、税契及其负担的庙坛、陵园、宫禁、考试等经费记述极为详细，书中记载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北京的一次税务稽查，即为明证。
　　沈榜于万历十八年七月上任宛平知县，在交接库藏时发现，库存备赈银册上记录有银四千一百两，其实只剩两千四百六十两三钱三分，而所应支解项下尚需四千余两，“卑职见之，不胜惊骇”。
　　沈榜分析了宛平县财政亏空的原因：一是减免税。沈榜发现，顺天府治下的宛平、大兴两县财政本来很充裕，多有盈余，本着“国之已足者而暂宽乎民”，时任顺天府府尹张国彦提出了一系列减免税政策：万历八年，奏请免征里甲钱，由税银支付，获得批准。万历十一年，奏请都城内外居民买契二十两以上照例纳税，不及二十两免税；典契四十两以上，每银一两，税银一分五厘，不及四十两免税。“里甲革矣，行银减矣，税银又从而裁焉”，减税力度非常大。这次减免税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宛平、大兴两县“自后财源遂竭”，原来每年税银二万余两，年末有结余，还能应付朝廷和宫廷支出，减免税后县衙不闻买典之事，民间逃税日生，两县财政收入锐减，岁入不过七千余两。二是支出太大。宛平、大兴两县位于天子脚下，需要负担许多朝廷和宫廷的支出。比如科举考试，两县共费银五千六百九拾一两；圣驾谒陵，两县费银约千余两；大婚及选驸马等项，两县费银四五百两。“其他费出意外者，难以悉举。”
　　沈榜发现，除了减免税外，还有一大原因就是逃税非常严重。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段：一是过户不纳税。按照当时规定，不动产过户要去五城察院（隶属都察院）更名挂号，才有法律效力，而纳税是在县衙，结果很多人只办理过户不纳税；二是“价多而分为数契，减之使少”，这不就是拆分收入嘛，将超过四十两的契约拆分成四十两以下的几个契约，逃避纳税；三是“伪印匿税”，牙行（中介机构）伪造官府印章。于是，沈榜开展了大规模税务稽查。
　　经查，捕获犯人解镇、李守约、王纪、沈杰、解仕等，当于各家搜出石雕顺天府印一颗，木印三颗，契尾印板二套，紫粉印色一块，但见伪印印文已经有些磨平，可见使用之久。这些人十分嚣张，扬言：“税契事打甚么紧！税他何用！留些税钱，咱们买酒吃。待验契之日，再作计较不迟。”捕获犯人邵盘、徐象，查补逃税金额过千两。《大明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旬日内，宛平得增税银二千七百余两，成效显著。
　　但是，沈榜受到巡视北城御史邵以仁弹劾，大概是沈榜向五城察院索要办理过户手续的名单，意图追税。邵以仁认为，自万历十五年以来，其间更名者不计其数，可能尽查？既查得其实，可能尽罚？若将过户号簿发下，则沈榜会借着察院之名大肆追税，导致“竭民脂、兴大狱不已也”。建议自万历十五年正月至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凡未经报税及假税者，许其自首免罪。巡城御史是五城察院的长官，造成如此大规模逃税，其难逃失察之责，因此，邵以仁不想将事情闹大。
　　也有人为沈榜辩护，巡按御史荆州士上奏，详述了事件经过，指出一二个小人物都能这么玩，其他人可知；契税金额很小，都能匿税银数十两，则其他大事可知；繁华地段尚且如此，偏僻之地可知。痛斥：“犹然锦衣美食，不能为国家入数分之税，则三尺之法，将安用乎？”疾呼：“法纪荡然，真堪痛哭！”
　　朝廷合议，沈榜无罪；同时下令，万历十五年正月至十八年十二月，凡未经报税及假税者，限一月内自首免罪，不再追税，若不自首，被人告发，依律治罪，仍追以前年度所匿税款。
　　经过这次税务稽查后，宛平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万历十七年，税银五百八十八两四钱二分六厘五毫。万历十八年正月至七月十二日，税银一百五十五两七钱一分四厘二毫，七月十八日沈榜上任至十二月终，税及赃银二千九百五十一两五钱九分五厘，当年共收银三千一百零七两三钱九厘二毫。“多寡悬绝，不啻数倍。”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