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韧洁


　　居庸关位于北京市昌平区西北、军都山关沟峡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控扼南北之古今巨防”之称。最早记载“居庸”一词的史籍为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居庸关在当时被称为居庸塞。汉代时，朝廷正式在居庸设关。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开始大举修缮居庸关；嘉靖时期，对居庸关的营建达到顶峰。同时，明朝还编纂了两部专门记述居庸关的方志，分别为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居庸关志》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重修居庸关志》。
　　终明一代方志约3470种
　　方志编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明太祖建国后，便下诏全国编纂方志。永乐时期，明成祖进一步诏令天下修志，并分别于永乐十年（1412年）和永乐十六年（1418年）两次颁布《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的编写原则做详细规定，成为此后修志所依之例。据不完全统计，终明一代，约有方志3470种，蔚为大观。
　　在这些方志当中，除全国性的总志、省一级的通志、府州县志之外，专志的发展成为明代方志的一大特色。专志是对某一特定地区或某一方面撰述而成的专题性志书，如机构、卫所、边关、水利、山川、寺观志等。其中边关志在明代首次出现并备受重视，这与明代注重军事防御有着莫大关系。
　　明朝时期，居于北方的蒙古时常南下侵掠。为加强防御，明王朝不断在北边加强驻军，设置卫所，修建长城、关隘等，也因此编修了诸多军事类专志。嘉靖时期，明朝与蒙古鞑靼的关系异常紧张，蒙古军南下规模不断增大，明廷对京畿附近的戍卫亦随之加紧调动。居庸关作为拱卫京师的西北门户，战略地位愈发凸显，编修一部记录全面情况、提供防务依据的专志，成为时局大背景下的必然需求。
　　藏有隐情的嘉靖《居庸关志》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朝廷任命王士翘为巡按西关御史，巡视居庸、紫荆、倒马三关防务。从嘉靖《居庸关志》记载来看，西关御史最早设于天顺七年（1463年），巡历期为一年，期满复命，需要造册画图，贴说进呈，是协助朝廷治理边务的重要官员。
　　王士翘到任后，积极开展整饬、侦察、警戒等事宜，并主持编纂志书。他的修志工作并非从零开始，而是有底本可循。据嘉靖《居庸关志·附录》记载，居庸关原有一部《居庸志草》，一个名叫王俸的庠生曾将其抄录，抄本的一帙遗留到隆庆卫指挥同知张问政手中，最终为王士翘所得。王士翘在其基础上，广泛考证史书典籍，又汇集众人意见，编成《居庸关志》十卷。这部志书内容丰富，包括星野、疆域、形胜、城池、军马、教场、征徭、岁用、屯堡、风俗、物产、章疏等。通过所记，可了解地形，确定作战与防守策略；参鉴安抚百姓、富边强兵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之后，王士翘又编纂了《紫荆关志》八卷、《倒马关志》七卷、《故关志》七卷，与《居庸关志》一起合为《西关志》，成为明代重要的边关志书。而就在《西关志》成书后，后人整理旧牍时，又意外发现了《居庸志草》二帙，但此《居庸志草》与之前王俸所录的《居庸志草》却并非同一部书。
　　这部后发现的《居庸志草》最初为陈澍创修。陈澍系居庸关本地人，弘治八年（1495年）举人。嘉靖十八年（1539年），时任巡按西关御史钱嶫来到居庸关，请顾存仁（嘉靖十一年进士，后任礼科给事中）编修方志。嘉靖十七年（1538年），顾存仁因谏言被贬于保安州。在此期间，他批阅山川、查考舆志碑记，深感记载缺失。这时，钱嶫的修志请托正合其心意，顾存仁在陈澍《居庸志草》的基础上删订编次，增加野评，编成新的《居庸志草》九卷。嘉靖十九年（1540年），钱嶫离任，遗留下未及刊印的稿本，这便是《西关志》付梓后又找到的《居庸志草》二帙的来历。但遗憾的是，彼时《西关志》的刊印已经结束，无法再收录，只能将钱嶫、顾存仁所编《居庸志草》的叙文附在《居庸关志》的后面，而将二帙《居庸志草》藏于叠翠书馆。
　　张解元重修《居庸关志》
　　万历四十年（1612年），张绍魁重修了《居庸关志》。
　　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绍魁考取了顺天府乡试第一名（解元），本应拥有光明前途的他，却遭遇了科场波折。万历十七年（1589年），朝廷在京师举行会试。当时的后宫中，郑贵妃正深受万历皇帝宠爱，但其家族子弟在此次会试中均名落孙山。于是，有人借机向皇帝进言，称这是因南方士子冒用京籍应试而导致。万历帝听后下令严查，结果，张绍魁等人被革除并逐回原籍。直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才得中进士。从中举到中进士，已时隔25年。
　　张绍魁在“重修居庸关志叙”中说，自王士翘编撰《居庸关志》至今已逾60年，当地的风土变化、政务沿革、时局转换，都是地方官应当重视的，因此要重修志书。万历十三年（1585年）至十四年（1586年），他曾与守官提出整顿关禁废弛、杜绝滥发外票、在南口增设防卫等建议。说明张绍魁熟知地情，并有自己的治理见解，这也是其后来能够重修志书的因素之一。从内容来看，万历《重修居庸关志》基本延续嘉靖《居庸关志》，主要在巡抚都御史、巡按西关御史、昌平兵备道等官员任职，与进士、举人、贡生等人物上，增加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之后的部分，这也是方志续修常用的方式之一。其所增内容截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即张绍魁去世当年。书中一些细节记述，值得注意。如卷三记录有“摆拨”，这是明代的一种军事情报体系，即在一定区域内，将军士和马匹分为数拨，轮流传报。居庸关的摆拨范围自八达岭起，南至京城兵部门前，东至灰岭，共分为十一拨；有督察员一人，军士二十四人，马二十五匹，每半月一换。由此可见，居庸关的军情可以直接送达兵部，朝廷能通过这种灵活的方式及时做出处置。
　　有明一代，防御蒙古南侵一直是朝廷边务的重中之重。明朝为此建立起了九边重镇，随之也涌现出一批记录这些边关军镇的志书，嘉靖与万历年间的两部《居庸关志》即属其中。它们不但为当时的治理者提供边关政务的借鉴，更为后人知晓、研究北京地区居庸关的沿革、地理、军事建设、职官设置、风土人情等提供了珍贵史料。诚如明朝理学家欧阳德在《刻西关志序》中言：“经略者所欲知之，有不可缺者。”（作者单位：北京市方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