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雷颐 著 岳麓书社
　　大众观念中的甲午战争几乎就是“甲午海战”，这固然与电影《甲午风云》大有关系，此电影之所以选“海战”而不取“陆战”，盖因北洋水师虽然全军覆没，但毕竟还是打了一场悲壮惨烈、可歌可泣的战争。相形之下，清军陆军将士虽然奋勇抵抗，但整体而言溃不成军。根本原因在于，清军仍是传统型军队，而不是现代型军队。
　　“一战”前后列强的野心与博弈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前十年，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工作卓有成效，成功获取了日本最高层的绝密情报。这份情报显示，日本最高层围绕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展开评估，进而导致其基于该评估制定的战略方针出现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经历中法战争失败后，中国一定会振衰起弊、整饬军队，主张趁中国“强军”之前尽快侵占朝鲜；另一种观点以伊藤博文为代表，认为日本当时国力不足，不可轻举妄动，且断定中国不会推行变革、增强军力。此情报经军机处、李鸿章、醇亲王转呈慈禧，但未起任何作用。事实证明，伊藤博文对清王朝一定会因循苟安的判断完全准确。从1886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这八年中，日本加速发展，而大清王朝依然在“睡觉”。“睡觉”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将传统武器和军队体制符号化、神圣化。
　　“后起之秀”德国此时尚不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却积极介入甲午战争之后的远东事务，从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到占领胶州湾，直接引发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积极介入远东事务，根源在于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认为德国已是世界性强国，执意要挑战当时的世界“老大”——英国，坚决要以“世界政策”取代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俾斯麦是德国统一的“首功老臣”，他认为德国虽已强大，但仍不具备向英国挑战的实力，重点仍是欧洲大陆。威廉二世认为俾斯麦保守老朽，于1890年将俾斯麦解职。此时，俾斯麦对于德国积极介入远东事务深感不安，虽已“被”告老还乡，但仍通过媒体公开反对侵占胶州湾。1898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
　　当然，俾斯麦反对侵占胶州湾，并非源于反侵略、反殖民的正义立场，而是基于冷静的理性判断。他认为德国此举势必激化与英国的矛盾，而且，以德国当时的实力不足以维持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一判断最终得到印证：十几年后“一战”爆发，青岛于1914年果然被日本攻陷，德军投降。了解威廉二世的扩张野心，了解俾斯麦的战略思路，能让我们对近代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
　　无独有偶，堪与威廉二世“媲美”的，唯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也是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一心要把包括中国东北和朝鲜在内的远东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全然不顾必然与甲午战后同样野心勃勃的远东新霸主日本发生激烈冲突。
　　预言者李鸿章与掌权者袁世凯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投闲置散”，随即开启了为期190天、行程9万里的欧美之行。他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排斥华工浪潮高涨——美方核心观点是限制华工入境，以维护本土劳动力利益。面对这一主张，李鸿章屡屡从自由市场、世界市场格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合理性，商品流动、垄断与价格的内在逻辑，以及行政干预市场的弊端等方面展开反驳。他依据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均源自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如今被称为“古典经济学”，当时却是最前沿的“现代”经济学思想。更令人意外的是，李鸿章还大胆断言，今后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
　　原本寂寂无闻的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后突然崛起，通过练新军，掌握了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因此在险恶的政治风波中成为各方争取、争夺的对象。1895年至1900年，政坛波诡云谲，一些反对慈禧“懿旨”的大臣和一些赞成慈禧“懿旨”的大臣先后被杀或被“赐死”。袁世凯却通权达变，连升数级，实现了“惊人的跳跃”，成为位高权重的大员。
　　清王朝覆灭前夕，袁世凯已大权在握，“南北和谈”的走向实则由他的态度主导。彼时，立宪派张謇、革命派黄兴和袁世凯的心腹，都力主他成为“中国的华盛顿”。然而，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不仅镇压“二次革命”、破坏约法，还屡屡搬出华盛顿为自己的独裁行径寻找合法性。
　　地区均势被打破后的连锁反应
　　从全球化视角来看，甲午战争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关系重大，但这一点被长期忽视。
　　甲午战争使日本不仅想成为东亚强国，而且想一跃成为太平洋强国，企图染指美国想要吞并的夏威夷。日本染指夏威夷，美国绝不能容忍，于是也派出舰队，与日本在海上对峙。日本自知实力远不如美国，悄然撤回军舰。四十余年后的珍珠港事件，与甲午战争还有着某种历史渊源。
　　甲午战争直接导致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直接导致俄国1905年革命。列宁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虽具体的前因后果各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地区均势被打破后引发的连锁反应，这一点为后世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警示。在“炮舰时代”，既有均势一旦被打破，往往需通过暴力重新塑造新格局。但均衡总是相对的，不均衡才是绝对常态——几十年或上百年间，某个地区内国家间的实力总会此消彼长、强弱更替。难道这种实力变迁，只能通过一次次战争来“重新洗牌”？如果这样，人类将永远无法摆脱战争。更严重的是，战争结束后，战胜者如何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如何真正“善后”，而不是埋下另一次战争的伏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恰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作者为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