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满玉
　　“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正月初一忙大事，放了爆竹拜本族。吃了早饭聚一起，打躬作揖作团拜……”儿时耳畔常回响的这首顺口溜，鲜活地描绘出农村过年的喜庆与热闹。
　　正月初二，人们携礼馍走亲戚。初三初四，巷子里便有客商游走，担着孩子们喜爱的玩意儿，沿村串巷，吆喝叫卖。过了“破五”，村里便开台演戏。村子虽小，排的戏在四邻八乡却数得上，折子戏、本戏皆有。记得那年正月初五晚上，父亲带我去老姨村里看“生戏”（外村来演出的戏），其中有老姨父的节目。老姨递给我一块点心，又往我衣兜里塞了两个核桃，叮嘱道：“去吧，戏台前偏西那块儿，给你们留了长凳子。”别的戏我无心看，唯独老姨父的表演让我提着一颗心，原来他演的是“独角戏”——耍火球。报过幕，父亲低声说：“该你老姨父了。”忽然，台前的汽灯暗了。紧接着，一个扎黑绑腿、穿锦绣黑衣、满襟密布白纽扣、头戴武士帽的人翻腾跃出。一阵招式花哨的表演过后，老姨父踏着“急急风”的碎步绕台疾走圆场，一圈、两圈……倏然下场。再亮相时，他手提软铁丝缚住的大火球立在台中央，那火球便在双手间上下翻飞，渐渐舞成一圈圈疾旋的光轮。技艺娴熟，功底深厚。火球越转越急，将整个戏台照得通明辉煌，台下掌声、叫好声轰然响起。可我的心却悬到了嗓子眼——火星子簌簌往下掉。我胆小，在心里急喊：老姨父当心呀，可别烧着了幕布！
　　我们村的戏向来颇受邻村称道，唯独那年“茶壶救场”一事，成了日后人们调侃的话柄。正月初六那晚，戏演到半途，汽灯忽然坏了，管道具的折腾半天也无用，台下口哨声四起，观众三三两两起身离场。正乱着，迎面看见村干部——我老四叔提着个特大的“茶壶灯”匆匆赶来，权作临时照明。壶里灌满柴油，壶嘴插着又粗又长的灯芯，光虽不及汽灯亮堂，到底解了燃眉之急。那时家家照明不过是煤油灯、罩子灯、马灯，汽灯那是村里演戏时才舍得用的稀罕物。也不知那汽灯是不是“病入膏肓”，此后竟再未登场。这只“茶壶灯”，便一直用到村里通了电，才默默“退役”。
　　过年最红火的还数元宵节。村村巷巷都有游演的队伍，锣鼓喧天。常里村主打踩高跷，什么《猪八戒背媳妇》《杀狗》《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花样不少。队伍前头，一个甩着短柄长鞭、啪啪作响的高跷汉子开道，拥挤的人潮顿时闪出一条路来。一个身背女孩的高跷汉子颤巍巍走过，就有人喊：“快瞧，猪八戒背媳妇来啦！”紧接着，“孙悟空”踩着高跷，挥着金箍棒，追赶男扮女装的“白骨精”；后面跟着双手合十、念念有词的“唐僧”和敞着大肚皮、摇头晃脑逗人发笑的“猪八戒”；“沙和尚”则挑着行李，稳稳殿后。扮演者个个认真卖力，惟妙惟肖，但毕竟是乡村民俗的艺术风格，与银幕上的表演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正看得入神，忽然有伙伴喊我：“别瞧这个了，快去看《老虎上刀山》！”
　　南湖村的《狮子滚绣球》《老虎上刀山》人人都说好。我却大失所望——本以为能见着真狮真虎，哪晓得全是人扮的！《狮子滚绣球》确实演得卖力。大狮子由两人共披一张狮皮，前头的人高举狮头，后头的俯身抱住前者的腰，跑动起来弓身甩尾，配合默契。若不是中间他们直起身喘口气，我几乎要信那是真狮子。小狮子只由一人扮演，灵巧得多，在皮囊里立、走、蹲、卧、跑、跳，把幼狮的憨态演得活灵活现。《老虎上刀山》也是两人扮大虎，一人扮小虎。所谓“刀山”，便是数丈高的杆子上装着一排排刀刃朝上的明晃晃真刀，小虎跟着大虎，一步一步往上攀。我哪里敢看，慌忙扭头逃开了。回去路上，我嘟囔说踩高跷和上刀山都太险，摔下来非同小可，都应该取消。小伙伴却笑：“节目看的不就是这惊险劲儿吗？不危险，谁看？”我哑口无言，心想：许是母亲生我时，胆量都分给旁人了吧。
　　眨眼便是正月十五。那年，我们头一回吃上元宵——是在西安工作的冠大嫂捎给父亲的。晚上，两个弟弟各提一盏鼓灯笼抢着出了门，我点燃一支“香花”追出去，却见小弟一个踉跄，人虽没摔，灯笼却烧着了。三弟赶忙扑灭了火。小弟提着烧残的灯笼哭哭啼啼回家去。这时节上哪儿买新的？还是父亲有法子。他寻来一张粉莲纸，裁下一片细心糊在灯笼骨架上，遮严了破损处，再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手执金箍棒、脚踏筋斗云，栩栩如生的孙悟空。小弟止了哭，却仍噘着嘴。三弟机灵，忙说：“这个好看，给我吧！”小弟一把抢过：“不！这是我的。”我们这才重新出门，往猜灯谜的场子走去。
　　正月十六夜里，邻近各村都在放烟火。常里村的已然不错，舜帝村和黄龙村的场子却最大。两村只隔着一条大马路，仿佛暗暗较着劲，为求稳妥，又不约而同把场地选在黄河滩涂上。五彩缤纷的烟火随着爆竹声冲上夜空，此起彼伏，绽开千姿百态。尤其滩涂上积水成冰之处，腾空的烟火在空中绽放，又倒映在冰面之上，流光交织，恍然一体，美丽奇异得令人恍惚，不知身在人间还是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