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间和幸

　　《始皇好读：帝业与人生的书籍史》 鹤间和幸 著 章潇逸 译 东方出版中心
　　本书题为《始皇好读：帝业与人生的书籍史》，希望揭示以下事实：在五十年的人生之中，秦始皇根据各个阶段自身的需要，阅读了多种多样的书籍。因其晚年的“焚书坑儒”事件，秦始皇被长期塑造为“镇压儒生，独尊法治的严酷统治者”这一单一的君主形象。但是，我们并不能仅凭后世对“焚书坑儒”的理解，便认为秦始皇本人对诗书（《诗经》与《书经》等经典）及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之书持拒绝态度。轻率地将秦始皇与法家相关联，将他想象成只读法治文书的帝王形象，可谓充满了偏见和误解。回顾历史，像秦始皇一样主动阅读各种流派书籍，并将其应用于政治实践的帝王，几乎绝无仅有。如果读者能够明白这一点，本书的写作目的便达到了，我们将由此发现一个全新的秦始皇形象。
　　回溯秦始皇接触到的书籍，并在其施行的种种政策之中寻找某些书籍的影响，我们意外发现，通过这一工作，竟能重溯秦始皇一生的历史。我们认识到，正是由于经历了从秦王到始皇帝的波澜人生，让他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书籍，并将书中知识转化为自身行动准则。诚然，有的书籍并不能被一概地归为其“好读之书”，但其从书中汲取的认知，却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他的行为与施政，实在令人惊讶。秦始皇十三岁即秦王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统一天下称皇帝，四十五岁再次征战，最终在五十岁时走完了一生。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书籍也在不断变化。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抱着前所未有的想法写下了本书。
　　在相邦吕不韦辅佐下的青年秦王时期，他为了习得帝王学，阅读《商君书》；他亦热心倾听李斯之言——李斯跟随荀子学习了帝王之术，并将之带至秦国；这一时期，他还爱读《韩非子》，该书论说了君臣关系之微妙。在嫪毐之乱终结、吕不韦死后，秦王开始亲政。这一时期，为了集中推进与东方六国的外交和战争，他热衷阅读吕不韦之书。他在三十九岁征服六国、统一天下之后，作为皇帝，再次阅读《吕氏春秋》。他还希望通过邹衍阐述“五行”与“大九州”学说的著作，让大一统的天下观为其所用。通过泰山封禅，他与儒家的关系亦在这一时期有所强化。自四十五岁起，他步入晚年，并意识到了自己将死，所以在接触方士之书、《老子》与卜筮之书的同时，也关心着自己陵墓的建造。
　　由此可见，正如我们的阅读倾向往往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秦始皇始终以极强的目的性，希望将各类典籍知识应用于自己的政治实践与人生抉择之中。在秦始皇波澜壮阔的一生里，他的阅读倾向变化显著。在学习帝王学的少年时代，他对谈论长生不老的方士之书应该不会感兴趣；而在致力于外交和战争的阶段，想必也缺乏对大一统世界观的真切感受。通过秦始皇所读的书籍，我们能够探索其个人的成长与变化轨迹。
　　秦始皇怎样接触到各种书籍，又是以何种方式阅读，当然与我们现代人不同。本书的撰写，在这一点上有着强烈的自觉。例如，秦始皇是如何得知《韩非子》的内容，又是如何以未来帝王的身份来阅读它的？迄今为止，我们对此很少有所思考。更何况，秦代的《韩非子》一书并非如今所见的传世韩非著作集，这一史实也常被今人忽略。以君王身份和以臣子身份来读《韩非子》之书，对它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定会有所不同；我们今日将它作为中国古代经典来读，就更是完全不同的阅读方式了。再如《商君书》，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往往将它作为史料文献来阅读，从中认识秦通过商鞅变法深刻改变国家体制的历史过程。它可谓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文献，但是秦始皇无疑是将其作为帝王学教科书来阅读的。太史令司马迁编撰《史记》，为我们提供了与秦始皇相关的史料，但对同一典籍的阅读立场与接受方式，他与帝王身份的秦始皇也一定存在本质差异。我们希望回到书籍作者的意图，以及读者阅读、接受的方式，来对与秦始皇有关的书籍进行解析。
　　（作者为日本学习院大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帝国史、中国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