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孝荣
　　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时空坐标回望历史，海洋文明的叙事早已成为重构世界史的关键线索。然而，在既往的大众历史叙事中，明清中国常被定格为“闭关锁国”的大陆帝国，其海洋活动被简化为郑和下西洋的政治走秀与私人海商的非法贸易，成为欧洲扩张的被动回应者。《海权上的鼎革：明清时期中国的海洋征程1368-1800》虽然是一本历史学术普及读物，但它在学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上，以较为扎实的史料钩沉与创新突破，撕开了这层认知的迷雾，在全球史视野中重新锚定了明清中国的海洋坐标：明清中国并非全球史的“局外人”，而是16至18世纪世界经济体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该书以明清中国的海外开拓、全球贸易、技术发展、白银货币流动为经纬，重新书写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史。
　　1405年郑和舰队扬起的帆影，不仅是中国航海史的巅峰，更是全球贸易网络整合的先声。该书作者杨光吸取学界对《郑和航海图》《顺风相送》等文献的考证研究成果，还原了明代中国“过洋牵星术”与“针经更簿”的精密航海技术体系，揭示了明代中国已构建起“南中国海—印度洋”贸易主轴：舰队将在满剌加设立的“官厂”作为中转站，将江南丝绸、景德镇瓷器等中国制成品带往东南亚，进而经马六甲海峡输往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同时带回香料、宝石等特产。这种贸易网络的规模远超同时期欧洲——15世纪30年代，郑和舰队的208艘船2.7万余人规模，较1498年达·伽马的4艘船170人船队，展现出东方航海文明的技术与组织优势。
　　更为关键的是，郑和之后，中国人并未放弃海洋。1567年隆庆开关后，福建漳州的月港成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节点：中国商船将生丝、丝织品运至马尼拉，换取西班牙从美洲运来的白银；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则在巴达维亚、广州用白银采购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再转销欧洲。据该书统计，16至18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达4.6亿两，占同期世界白银产量的1/3以上。这种“中国供给—欧洲需求”的贸易模式，使明清中国成为驱动全球白银血液循环的“心脏”。
　　在世界体系理论的框架下，该书创造性地提出：明清中国并非被动卷入近代世界经济体，而是以强大的工业供给能力成为体系建构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该书以明清中国强大的纺织业、制瓷业和制茶业为例，梳理了中国供给、欧洲需求与美洲白银的互补机制，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单向度叙事。
　　此外，作者还揭示了明清中国的郑氏海商集团的海外商贸开拓的属性。它拥有上千艘商船、两三千万两白银的年利润，称霸整个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圈，形成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分庭抗礼的商业帝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重新审视明清海洋史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作者通过对《塞尔登地图》、兰芳共和国等案例的剖析，展现了中国海洋文明的独特路径——不同于欧洲的武力殖民模式，中国海商以技术优势与商业网络构建起“和平—互利”的海洋秩序。这种历史经验对当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该书对海外华人社会形成的考察——从马尼拉的华人社区到巴达维亚的华人殖民城市，展现了中国海洋移民以和平的商业活动构建跨文化社区的能力。
　　该书所普及的学术前沿，在于它实现了史料考据与理论创新的有机融合。作者既深耕于《瀛涯胜览》等原始文献，又娴熟运用世界体系理论、全球史方法，在15至18世纪的时间轴上，绘制出一幅中国与全球经济深度互动的立体图景：当欧洲航海家“发现”世界时，中国早已在塑造世界。
　　这部著作不仅是对明清中国海洋史的重新书写，更是对全球史叙事体系的重要修正。它提醒我们，唯有超越文明优劣论，才能在历史的长卷中看见一个真实的、动态参与全球建构的明清中国。这种研究范式，为明清中国史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同时在21世纪重构全球贸易网络的全球化语境中，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明清中国“以商为桥、以技为器”的海洋实践，为理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镜鉴，使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新发现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历史根脉。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