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琪
　　汉唐时期，有大批来自古印度和西域国家的僧人、居士，为传播佛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敦煌、张掖、武威、洛阳、西安、南京、扬州等城市，在皇帝和王公贵族的支持下，翻译佛经、讲经说法。在他们的努力和推动下，佛教迅速在中国扎根、发展，走上了中国化的历程。
　　西域胡僧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随着时代的不同，构成稍有变化。汉晋之际，来自古代月氏、康居和安息等地的僧人在大江南北活跃，一些小乘经典被节录性地翻译出来；东晋五胡十六国以来，罽（jì）宾（今克什米尔地区）和龟兹地区的僧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乘经典和印度佛学思想文化体系开始系统地输入；隋唐之际，来自中印度和南印度等地的僧人增多，密教典籍被系统地翻译出来，中国佛教的本土宗派开始形成，并深刻地影响了如今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
　　负笈东来的胡僧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形象，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东汉时期，时人对中亚来华胡人相貌是这样描写的：“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隅目赤眦，洞頞仰鼻。”这些对于胡人的描写，显然在审美心态上并不十分健康。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纸本绘画《行脚僧图》中，描绘了一位背负经卷、疾步前行的西域胡僧，为我们了解这一群体提供了鲜明生动的实例。
　　虽然文献和文物中留下的记载和写实的绘画、造像极少，我们无法一一将之对应到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僧人身上，但是东来胡僧的主要类型及大致形象，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生动的资料。
　　《魏书》卷102《西域传》在讲到于阗人的形象时，对于西域胡人有一个非常简练的概括：“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根据这个概括，天竺及西域其他国家的胡人可以分为“深目高鼻”与“颇类华夏”两种。
　　我们结合图像和其他文献记载，以鼻型、脸型，以及眼睛、嘴唇等面部特征，将胡僧的形象大致分为比较细化的五类：一、方圆脸、直鼻、厚嘴唇的天竺系僧人；二、以于阗僧人为代表的直鼻、细长眼，接近中原汉人形象的西域僧人；三、以康居僧人为代表的高鼻深目的西域僧人；四、以龟兹僧人为代表的直鼻、团团脸僧人；五、以月氏僧人为代表的体形细长、眼珠发黄的西域僧人。
　　天竺系僧人以“厚唇”为最典型的特征。古印度人的典型形象有出土的隋唐写实陶俑为证，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唐代陶印度人俑，其面部的纵横比例接近方圆，整个面部的脸、腮、颧骨突出部、额头等部分都近乎一个个的单位圆。在龟兹等地区的佛教造像中，印度式佛弟子绘画有克孜尔石窟第60窟上方窟后室后壁右侧的大迦叶壁画形象，其特征就是面部方圆、鼻背线较直、鼻突不尖、鼻柱平直、嘴唇厚、大胡子，其实，隋唐以后所塑造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的画像或塑像，往往也都是这样的形象。
　　与康居僧人有同样高鼻深目特征的，可能还有大月氏僧人。中国文献中的大月氏就是贵霜王朝，在贵霜货币上有其国王的肖像，形象是高额隆鼻，鼻梁勾曲，唇厚多须，有学者认为这是突厥人的特征。此外，从贵霜钱币上国王的肖像来看，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长鼻，而同样的长鼻子形象也在斯基泰（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位于中亚和南俄草原上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之游牧民族）文物上有发现，所以也可能大月氏人就是这种长鼻胡人。
　　但是在《高僧传》（南朝佛教史书）的描写中，来自大月氏的僧人支谦的形象是“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在描写支谦的种族特征时，注意的是他眼睛的颜色，而不是鼻子的长短，这是否又表明，来自大月氏的僧人也可能不是尖鼻子而是黄眼珠的。因为贵霜王国的统治阶层与境内的民族并不是一体化的，虽然贵霜王是高鼻胡人，但是到中原来传教的姓“支”的那些大月氏僧人，却不一定就是高鼻深目。
　　显然，随着佛教的传入，其迥异于华夏的思想，引起了同儒家文明体系的冲突与融合，而那些负笈而来的西域胡僧的相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原族群的心理认知。“面孔”或“脸面”往往是人类区别族群的重要符号，也是不同社会文化的生物学表征。虽然人类之间的任何可见性差异，是贯穿于整个物种的生物性特征框架之内的，但是多样性的人类种族或族群的面貌差别，更大程度上表征的是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西域胡僧传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他们东来华夏后“非我族类”的样貌迥异所引起的关注，远远比不上他们所译写、讲授的经典思想在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所引起的巨涛骇浪。
　　（作者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
　　[《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尚永琪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