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
　　在明代，官员选拔虽然号称进士、吏员、科贡三途并用，实则最为重视科举中的进士一途。至于技艺杂流，更是招致科举功名之士的鄙夷。换言之，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天然具有一种超越其他社会阶层的优越感。在明代，尽管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一整套的“祖宗之法”，显然已经规定了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必须出自吏部，而不是来自皇帝的内诏。所以，一旦皇帝直接下诏任用官员，即会被视为违背祖制。至于这些因皇帝内诏而任命的官员，更是被鄙视为“传奉官”，从而受到士大夫的责难。有意思的是，明代中期以后，技艺杂流之士因“传奉”而出任官员，已经蔚然成风。
　　传奉之官成化年间“充满朝市”
　　匠艺之人因“传奉”而得以晋身，早在明初已有其例，但并不普遍。永乐年间，蒯祥的父亲蒯福主持大的营缮活动，成为木工之首，后告老还乡，由儿子蒯祥替代自己。永乐十五年（1417年），营建北京宫殿，蒯祥参与其事。正统年间，重建三大殿及文武各衙门的衙舍，效劳尤多。天顺末年，蒯祥奉旨营建裕陵，一概由他营度。蒯祥木工技艺精湛，且颇具职业精神。他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每次宫中有所修缮，太监都要请他入宫。蒯祥用尺子“准度”，看似漫不经心，一旦建成，将其置于原处，却不差毫厘。蒯祥凭借自己的高超技艺，在仕途上一路晋升。先任工部营缮所丞，随后晋升为营缮所副，历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员外郎，擢升太仆寺少卿，而后转任工部右侍郎、左侍郎，其俸禄累加至从一品俸。至成化年间，虽年过八旬，仍然执技供奉，甚至被明宪宗称为“蒯鲁班”。
　　传奉之官，以成化年间为盛。早在成化八年（1472年）7月，因隆善寺修建完工，明宪宗下诏，升工匠张定住等37人为文思院副使，写碑官升为尚宝少卿。至成化末年，在术士李孜省、太监梁芳辈的导引下，更使“倖门”大开，“名器”轻滥。凡是生员、儒士、匠丁、乐工、勋戚厮养等，均可入仕为官，或儒、吏、兵、民、工、贾、囚、奴，无不“脱白”（即脱去普通人衣服，进入仕途），晋身为太常寺卿。至于技艺杂流的任用程序，大致为原任中书、序班，照例升至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少卿；原本无官职的“白身”，照例授予鸿胪寺主簿、序班等职。传奉之官，多至数千人。成化二十一年，南京兵部尚书王恕应诏上言，称“工艺之人”，“各寻蹊径，得美职而服章服者，充满朝市”，应该说是当时的实录。
　　工匠官职直追“儒臣之极”
　　弘治初年，一度对传奉官有所厘革，但随后重开传奉幸门。弘治八年（1495年），修缮隆善寺，竣工之后，授予工匠30人官职。弘治十年，凭借“烟火”之技而得以晋身者有程通等13人，因建毓秀亭而得以晋身者有康表等30余人。此外，经过太监李广传升的“匠官”66人，“冠带人匠”130人，几乎与成化年间相等。至弘治十四年，传奉的文职官员有890人，武职官员有280余人，其中太监的亲戚占据大半。由此可见，尽管弘治初年对传奉官有所斥革，但至正德年间犹有遗存。
　　在嘉靖年间工匠所授官职中，以木匠徐杲最具典范性意义。徐杲技艺精湛，有“近代之公输”之誉，凭借自己的技艺最后被授予工部尚书一职，位至九卿之列，固不偶然。徐杲的技艺，可以从以下三件事中得到印证：一是在修建永寿宫时，徐杲“以一人拮据经营，操斤指示。闻其相度时，第四顾筹算，俄顷即出。而斫材长短大小，不爽锱铢”。二是在为内殿替换栋梁时，“于外另作一栋，至日断旧易新，分毫不差，都不闻斧凿声也”。三是魏国公大第倾斜，需要重新加以纠正，稍加核算，需要花费数百两银子。徐杲“令人囊沙千余石置两旁，而自与主人对饮，酒阑而出，则第已正矣”。凭借如此精湛的技艺，徐杲被授予工部尚书。据明世宗给徐阶（明朝名臣）的密谕来看，世宗原本想援引弘治年间明孝宗赐予崔志端太子太保之例，超格恩例，赐徐杲太子太保。后经徐阶劝谏，认为“至于太子太保，乃儒臣之极选，尤望不以与杲，庶足为之稍缓忌毁”。经徐阶一劝，方才作罢。
　　士大夫斥工匠做官难当“砥石”
　　技艺杂流进入仕途，在明代几已成为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除上面所举之例外，其他尚有数例：成化朝，厨子蔚能曾出任光禄寺卿；万祺原本不过是一个相士，凭借禄命之说，官至尚书之职；栉工洪尚观，官至太常寺卿；皂隶蔡春、王兴宗，官至布政使。技艺杂流之辈，尤其是工匠出任高官，在传统士大夫看来，无疑是“名器”太滥的反映。士大夫内心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爵禄是天下的“砥石”，帝王借此用来“砺世磨钝”。相较而言，德懋懋官，功懋懋赏。可见，德与功、官与赏存在着区别，德贵于功，官重于赏。像徐杲、郭文英之类，不过是“执斧斤，攻造作”的匠役，至卑且贱，即使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但于国家之轻重毫不相干。他们在经营宫殿时劳苦功高，只需“优以厚赏”即可，不必“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锡之异服以华其躬，荫之世禄以裕其后”。嘉靖朝时，王得春、张元冲两位官员，无不持这种观点。有意思的是，针对这种观点，明世宗深感不悦，道：“名器不可不重，工役亦须得人。文英一人，何至遽坏体例！再论者斥。”明世宗的看法，显然已为匠人入仕做了张本。透过这一现象，更可看到匠人地位的提升，进而跻身于官员士大夫的行列。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陈宝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